作者：劉再聰（西北師范大學河西走廊研究院教授）

　　相傳伏羲仰觀天象、俯察地理，結網(wǎng)制器、建屋養(yǎng)畜，引導先民擺脫茹毛飲血、巢穴群居、鴻蒙未啟的原始狀態(tài)，用一系列發(fā)明創(chuàng)造告別洪荒邁向文明，從而成為中華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被尊為“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習近平總書記在甘肅考察時強調，伏羲廟具有很高的歷史文化價值，要將這份寶貴文化遺產(chǎn)保護傳承好，讓祖先的智慧和創(chuàng)造永勵后人，不斷增強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伏羲文化的產(chǎn)生、形成和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在不斷積累和發(fā)展中，形成比較完整的文化體系。有關伏羲的傳世資料、文化遺存、考古發(fā)現(xiàn)、神話傳說等構成伏羲文化的豐富內涵，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人文意義，也為探討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典籍資料顯示，伏羲的歷史功績是不斷累積的，伏羲文化是逐漸形成的。先秦時期的《尚書》《左傳》《呂氏春秋》《戰(zhàn)國策》《周易》《管子》《莊子》等文獻中都提到伏羲，將他視為遠古傳說中的神話人物。司馬遷寫《史記》雖兩次提到伏羲，但仍以《五帝本紀》開篇，可見依然視伏羲為神話人物。東漢以降，伏羲的歷史人物身份逐漸得到認可。東漢王充《論衡·齊世篇》記載：“人民至質樸，臥者居居，坐者于于，群居聚處，知其母不識其父。至宓犧時，人民頗文，知欲詐愚，勇欲恐怯，強欲凌弱，眾欲暴寡。”這段話表明至伏羲時代，已初現(xiàn)文明曙光。班固《漢書·古今人表》將伏羲列為上上圣人，居炎帝神農(nóng)、黃帝軒轅之前。西晉皇甫謐《帝王世紀》記載：“太昊帝庖犧氏，……蛇身人首，有圣德”，“燧人氏沒，庖犧氏代之，繼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通過伏羲氏神異人生及順天明德之偉績，再次明確了他的歷史地位。唐代司馬貞《三皇本紀》對伏羲的歷史功績作了全面總結：“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于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結網(wǎng)罟以教佃漁，故曰宓犧氏。養(yǎng)犧牲以庖廚，故曰庖犧。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作三十五弦之瑟。”從中可以看出，伏羲功績涉及經(jīng)濟生產(chǎn)、社會制度、生活風俗、思想文化多個方面，幾乎涵蓋了文明社會早期所有的發(fā)明創(chuàng)造與典章制度。南宋羅泌《路史》、清代馬骕《繹史》全面梳理相關史料，從而使伏羲的事跡更加清晰系統(tǒng)，伏羲的歷史人物身份進一步明確。

　　國內許多地方都有伏羲的歷史傳說及發(fā)現(xiàn)有關伏羲崇拜的文化遺存，但多學科的研究成果大體上將伏羲文化的起源地指向甘肅天水。從西漢開始，有關伏羲生地及活動區(qū)域的記載逐漸清晰。西漢緯書《遁甲開山圖》有“伏羲生成紀，徙治陳倉”，“仇池山四絕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處”等記載，第一次將伏羲的出生地界定在成紀與仇池山一帶。皇甫謐《帝王世紀》詳細考證了三皇五帝的世系和活動區(qū)域，將成紀定在今甘肅東部天水一帶。梁劉昭注補《后漢書志》引《帝王世紀》所記，肯定了伏羲生地成紀在天水之說。此后，北魏酈道元《水經(jīng)注》、唐代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等著作都沿用這一說法。至今，天水一帶仍有卦臺山（伏羲臺）等遺存�！端�經(jīng)注》記載，北魏時期天水一帶山上有女媧祠。北宋太平興國初年，天水一帶就有了伏羲廟和祭祀伏羲的記載。1347年，元朝在今天水市西關北卦臺山修繕伏羲廟。1516年，明朝頒布詔令，將秦州（天水）伏羲廟正式確定為人文始祖祭祀地。目前，天水還保留有目前全國保存最為完整、年代最早的祭祀伏羲的建筑群。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完成《伏羲考》，意味著現(xiàn)代意義上對伏羲學術研究的開始，他從語音關系考查伏羲本為匏瓠（即今所說的葫蘆）。有傳說認為，今天水一帶之葫蘆河，即因紀念伏羲出生而得名。1958年在天水市甘谷縣西坪遺址、1973年在天水市武山縣傅家門遺址出土兩件人首鯢魚身彩陶瓶，被認為是傳說中伏羲的原始形象。

　　關于中華文明的早期起源，司馬遷把黃帝“著為本紀書首”，構建了完整的五帝體系，他雖未為伏羲立傳，但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肯定了伏羲的歷史地位。20世紀20年代疑古風潮興起，一些學者對古史材料的真實性提出疑問，對傳統(tǒng)古史體系展開批判，五帝體系說面臨挑戰(zhàn)。因此，要探明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實證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不僅涉及對傳世文獻的理解與認知，更需依靠考古發(fā)掘來研究和證實。

　　20世紀40年代，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將傳說與考古成果結合起來，認為華夏族的發(fā)祥地在陜甘黃土高原一帶。研究表明，伏羲氏是漁獵時代的代表，這一時期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早中期。1958年，天水附近發(fā)現(xiàn)了大地灣遺址（距今8000年—5000年），其文化特征所展示的時代與伏羲時代大體相符。1979年，夏鼐將中國新石器文化劃分為七大區(qū)域：黃河流域文化，長江流域的馬家浜文化、屈家?guī)X文化、良渚文化，遼河流域的凌源牛河梁紅山文化，華南的石峽文化，甘肅的秦安大地灣文化等。張光直“八個相互作用圈”、蘇秉琦“六個文化區(qū)”等著名論斷中都將甘青地區(qū)古文化或大地灣文化定為重要內容。在大地灣及其附近的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骨針、骨鏃、紡輪、刀、斧及網(wǎng)墜等生產(chǎn)生活工具，還發(fā)現(xiàn)了旱作農(nóng)業(yè)標本、宮殿遺跡、文字符號、地畫和彩陶等。這些發(fā)現(xiàn)使伏羲作易、作八卦、創(chuàng)嫁娶之禮等諸多貢獻得到了考古學上的支撐。可以說，有關伏羲的遠古傳說、歷史文獻及考古成果在時空上的重合與內容上的契合，為研究中華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線索。

　　2001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啟動。探尋的時間段限定在公元前3000—前1500年之間，在考古學上是龍山時代，即大體相當于夏代以前傳說中的“五帝”時期。首批選定的六個考古遺址集中在華夏文明的中心區(qū)域——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可能與黃帝有關的河南靈寶西坡遺址、與傳說中堯時代時空吻合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可能是禹都陽城的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可能是夏啟之居的河南新密新砦遺址，以及學術界公認的夏代中晚期都城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鄭州大師姑遺址等。從研究時段的界定及考古遺址的選取來看，古史中的“五帝”傳說在中華文明起源研究上具有鮮明的指向意義。與五帝體系相對應，更早者為三皇體系，兩者在正史中合為一體。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持續(xù)開展中華文明探源研究，從考古發(fā)掘、文化遺存、傳世文獻、神話傳說等層面深入研究伏羲文化、“三皇”時代，對揭示中華文明的早期起源、勾勒中華文明的發(fā)展脈絡、展現(xiàn)中華文明的永恒魅力具有重要意義。

　　《光明日報》（2024年12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