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先勇（江蘇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顧貞觀是清初著名詞人，不僅與納蘭性德、曹貞吉并稱“京華三絕”，而且更與陳維崧、朱彝尊并稱“詞家三絕”。顧貞觀所作的寄吳兆騫《金縷曲》（季子平安否）和《金縷曲》（我亦飄零久）兩首在他的詞作中尤其突出，不僅成為其詞作中流傳最廣、被選入詞選次數(shù)最多的作品，而且《金縷曲》的故事，也不斷地被提及和述說。詞人選擇什么樣的詞牌進行創(chuàng)作，或出于興之所至隨意選擇詞牌，或因互相酬唱、次韻而有固定的詞牌，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具體到顧貞觀創(chuàng)作《金縷曲》送給友人吳兆騫而言，詞牌的選擇，并非隨意為之，而是有他選擇的必然性，《金縷曲》的創(chuàng)作一直有納蘭性德的身影存在。

　　一是顧貞觀對納蘭性德作《金縷曲》表達友情的一種回應�？滴跏�五年（1676），早已去職離京多年的顧貞觀，受到吏部尚書納蘭明珠的聘請而入都（顧貞觀與納蘭明珠在康熙五年，同在內三院任職，彼時顧貞觀任內國史院典籍，明珠任內弘文院學士），遂與納蘭性德相識。據(jù)鄒升恒《梁汾公傳》記載，二人相識后，“晨夕唱和，契若膠漆”，很快成為摯友。就在二人相識不久，納蘭性德為顧貞觀小像題詞《金縷曲·贈梁汾》（德也狂生耳），其中有“遂成知己”“青眼高歌”“共君此夜須沉醉”等語，均是表達知己之情。

　　顧貞觀同樣認為納蘭性德是知己，他在寄吳兆騫信札中言“頃得一知己”（張廷濟《秋笳馀韻》二編卷上），所言知己正是納蘭性德。而且在納蘭性德去世后，顧貞觀為其所寫《祭文》中更詳細敘述了二人的情義：“每戇言之數(shù)進，在總角之交，尚且觸忌于轉喉，而吾哥必曲為容納；洎讒口之見攻，雖毛里之戚，未免致疑于投杼，而吾哥必陰為調護。此其知我之獨深，亦為我之最苦。……吾哥既引我為一人，我亦望吾哥以千古。”（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十九附錄）由此可見二人的友情之深厚。

　　如果孤立地看，僅僅是詞牌相同，還不能就此論斷顧貞觀所作受納蘭性德影響。但因為納蘭性德所作在前，顧貞觀所作在后，前后時間相距不久，而且同樣是表達朋友之情，其相互之間的關聯(lián)就非常明顯�？梢哉f，顧貞觀用《金縷曲》寄吳兆騫表達友情，是受到了納蘭性德《金縷曲》詞的影響，也是對納蘭性德《金縷曲》表達友情的回應。

　　二是顧貞觀希望借《金縷曲》友情的書寫感動納蘭性德，以實現(xiàn)其營救吳兆騫的目的。吳兆騫因順治十四年（1657）江南科場案受到牽連，連同父母兄弟一起被發(fā)配寧古塔。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吳兆騫的父母兄弟遇赦南還，顧貞觀有詩《喜吳宏人兄弟放還有懷漢槎》兩首，其中有“何年吳季子，生入玉門關”“遂有南歸日，終傷北望情”，表達出盼望吳兆騫歸來的思念之情。正如顧貞觀在康熙元年（1662）寄吳兆騫信札中言“但世無相救如孟德其人者，即努力加餐，涼風天末之詞，皆虛語耳。誰非友朋，而患難不相顧，戚屬不相保，弟何面目以憐才惜別等語，誑漢槎于數(shù)千里外耶”“倘有機緣可乘，為漢槎作生還之計”（吳兆騫《秋笳集》附錄五《寄吳漢槎書》）。可見，為了營救吳兆騫入關，顧貞觀是認真且積極行動的。然而從康熙元年至與納蘭性德相識，顧貞觀的營救計劃一直未能如愿。與納蘭性德的相識，相信顧貞觀除了得一知己外，也認識到營救吳兆騫有了新的希望，因為不僅納蘭性德是康熙的親近侍衛(wèi)，他的父親明珠更是康熙重臣。

　　據(jù)顧貞觀《彈指詞》所收這兩首詞的補記記載，當納蘭性德看到顧貞觀寄吳兆騫的《金縷曲》二首時被感動，并答應營救吳兆騫。其中有“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任之，不俟兄再囑也”，由“再囑”可知，顧貞觀在作詞之前就曾向納蘭性德提出營救吳兆騫的請求，但納蘭性德應該是沒有答應，不然不會有“再囑”這樣的用語。納蘭性德直至此時因顧貞觀的這兩首詞而被感動，才有了如此的承諾。不久之后，納蘭性德同樣作《金縷曲·簡梁汾》（灑盡無端淚），其中就有“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閑事”，再次表達營救吳兆騫的決心。因此，可以說顧貞觀選擇《金縷曲》，一方面表達了與吳兆騫的友情，一方面也借這兩首詞達到了感動納蘭性德，以助力營救吳兆騫的目的。因為顧貞觀在《致漢槎書》中曾告訴吳兆騫：“容兄自丙辰以來，即身任為吾兄作歸計，姜京兆、戴侍中，皆其所托。從此望氣者意中亦遂有漢槎。”（張廷濟《秋笳馀韻》二編卷上）可見，顧貞觀作《金縷曲》之后，營救吳兆騫入關的行動有了納蘭性德的大力支持。

　　三是體現(xiàn)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獨抒性靈”的詞學旨趣。顧貞觀寄吳兆騫《金縷曲》是在康熙十五年冬，次年四月，顧貞觀在寄吳兆騫信札中稱“頃得一知己，同選今人詞”（張廷濟《秋笳馀韻》二編卷上）。顧貞觀提到的選今人詞就是指編纂《今詞初集》。可見顧貞觀與納蘭性德相識不久就開始了詞選的編纂。從康熙十五年冬至康熙十六年（1677）四月，短短幾個月的時間，若不是顧貞觀與納蘭性德二人在詞學上有一致的觀念，編纂詞選是萬不能如此迅速的。

　　杜詔在所作《彈指詞序》中認為“若《彈指》則極情之至，出入南北兩宋，而奄有眾長”，強調顧貞觀詞的“極情”。至于納蘭性德，嚴繩孫評納蘭詞以“蘊藉流逸，根乎性情”（納蘭性德《通志堂集》卷首），強調納蘭詞的“性情”。陳維崧認為“飲水詞，哀感頑艷，得南唐二主之遺”（王昶《國朝詞綜》卷六），更是將納蘭性德看作南唐二主以個人真情取勝的傳人。這些點評，都是強調二人詞作的抒發(fā)真“性情”。正如魯超《今詞初集題辭》中言“容若曠世逸才，與梁汾持論極合”，后人將顧貞觀與納蘭性德并論時，同樣強調“性情”。如毛際可在《今詞初集跋語》中論二人以“舒寫性靈”，謝章鋌曾在《賭棋山莊詞話》卷七評論納蘭性德詞道：“納蘭容若成德深于情者也。……情致與彈指最近，故兩人遂成莫逆”。這都說明二人有共同的詞學主張。

　　就顧貞觀的這兩首《金縷曲》而言，正體現(xiàn)了二人“性靈”“深情”的一面。沈雄的《古今詞話》引沈偶僧對《金縷曲》的評價就是“嘆其多情，于詞亦無欲盡之病”，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評《金縷曲》“純以性情結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寧告戒，無一字不從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都是強調認可《金縷曲》“多情”“性情”，即性靈的抒寫。也正因為詞學旨趣相同，《金縷曲》才被選入他們編纂的《今詞初集》之中。

　　總之，《金縷曲》不僅是顧貞觀對納蘭性德同題之作的回應，而且借《金縷曲》感動納蘭性德，為營救流放的吳兆騫入關得到助力支持，更是其與納蘭性德共同主張詞學旨趣的代表�！督鹂|曲》雖為寄吳兆騫而作，但卻處處有納蘭性德的身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