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詩壇群英薈萃，許多詩人不僅各具風格，且皆能從不同階段、不同側(cè)面體現(xiàn)“盛唐氣象”這一“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林庚《盛唐氣象》），曾因《黃鶴樓》詩而令李白罷筆的盛唐著名詩人崔顥，就是一個全面體現(xiàn)盛唐蓬勃性格的典型。

　　崔顥（約704—754年），汴州人。據(jù)唐代史料記載，其詩當時即與孟浩然、王昌齡齊名。但由于史傳同時又記其多種作風浪漫事跡，特別是殷璠在《河岳英靈集》卷下對其早有“顥少年為詩，屬意浮艷，名陷輕薄，晚節(jié)忽變常體，風骨凜然。一窺塞垣，說盡戎旅”之評論，使得除少數(shù)名篇外，對崔顥其人其詩的整體成就與風貌，一直未有充分認識。

　　據(jù)清編《全唐詩》統(tǒng)計，崔顥現(xiàn)存詩超四十首，極大可能作于其開元十年（722年）初入長安應試途中的《題潼關(guān)樓》《行經(jīng)華陰》兩首律詩，即已顯出“雄健”“渾融”“雄渾沉壯”的盛唐氣派，所謂“風骨凜然”，并不是要等到其開元二十年后親赴代北“一窺塞垣”以后方才發(fā)生。而那些最容易使其招致“屬意浮艷”之毀的女性題材詩，也多能體現(xiàn)盛唐詩歌的情韻與朝氣。后人言其長篇《邯鄲宮人怨》“情致委婉，真切如見”（胡應麟語），《七夕》“流麗不纖”（陸士鈨語）、“情深無限”（沈德潛語），《長門怨》“情諸葳蕤”（周敬語），《長干曲》“神采郁然”（王夫之語），皆乃“盛唐氣象”的風骨性情在女性題材上的折光。即便那首據(jù)傳遭到大名士李邕指斥的《王家少婦》（李肇《唐國史補》），后人尚有“似此閨情詩何等大雅”（《唐詩援》）之高評，甚至連持論向嚴的紀昀，亦作出“然自不惡”的辯護。

　　盛唐詩人中，崔顥確實特別擅長在描寫各色青年男女的生活圖景中展現(xiàn)時代的精神氣質(zhì)。他寫王威古的射獵，“插羽兩相顧，鳴弓新上弦。射麋入深谷，飲馬投荒泉”（《贈王威古》），涌動著盛唐式的俊發(fā)飛動；他寫邯鄲宮人，“母兄憐愛無儔侶，五歲名為阿嬌女。七歲豐茸好顏色，八歲黠惠能言語。十三兄弟教詩書，十五青樓學歌舞”（《邯鄲宮人怨》），既美麗又聰慧，亦顯盛唐的青春風采。

　　寫青年的美好生活乃至熱烈情愛，是初唐從盧照鄰到劉希夷到張若虛一類詩人用以抵抗宮體詩毒素的重要手段，但那“以市井的放縱改造宮廷的墮落，以大膽代替羞怯，以自由代替局縮”（聞一多《四杰》）的努力，畢竟有以毒攻毒的嫌疑，未能從根本上揭示如何追求“健全的欲望”，又如何讓“感情返到正常狀態(tài)”（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的向上一途。然而崔顥的《長干曲四首》其一：

　　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xiāng)。

　　清人王夫之評此詩：“墨氣四射，四表無窮，無字處皆其意也”（《姜齋詩話》），就是因為它完全以正常的感情寫出正常生活下的人情之美，極具健康情趣。

　　在崔顥筆下，即便真的面對被棄、流落等命運坎坷，女子也能相當程度上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代閨人答輕薄少年》那位閨人，公開嘲諷長安游俠的迷戀青樓，不知珍寶，“自矜陌上繁華盛，不念閨中花鳥闌”，充分顯示出一種自信自持。前人謂“崔詩在閨情較勝”（《批點唐音》），這個勝場根本在于他寫出了盛唐時代的積極精神風貌。

　　似乎正是因為時代的富厚、人生的安恬以及植根于此的健康情趣，崔顥詩特別具有光明闊壯的氣勢，與此同時又有意過濾生活原生態(tài)中的某些粗糲。以邊塞詩為例，不同于一些主要盛唐邊塞詩人把注意力更多放在描寫戰(zhàn)爭勝利與高揚個人英雄色彩上，崔顥詩更多寫和平邊疆環(huán)境下的青春氣韻：

　　腰間懸兩綬，轉(zhuǎn)眄生光輝。顧謂今日戰(zhàn)，何如隨建威？（《古游俠呈軍中諸將》）

　　這醒目的青年形象，不是出現(xiàn)在戰(zhàn)場的廝殺中，而是發(fā)生于“還家行且獵，弓矢速如飛。地迥鷹犬疾，草深狐兔肥”的退役后的日常狀態(tài)下，跡近一種才藝表演，自然就在活力四射中顯出一份親切�！督Y(jié)定襄獄效陶體》詩“是時三月暮，遍野農(nóng)桑起。里巷鳴春鳩，田園引流水”一段，更寫出一種春耕忙忙的生機，幾乎使人忘記置身邊塞。《雁門胡人歌》：

　　高山代郡東接燕，雁門胡人家近邊。解放胡鷹逐塞鳥，能將代馬獵秋田。山頭野火寒多燒，雨里孤峰濕作煙。聞道遼西無斗戰(zhàn)，時時醉向酒家眠。

　　以白描之筆，不僅詩化了邊疆地區(qū)的特有習俗風情，尤其詩化了雁門胡人的精力充沛和天性灑落，是一篇真正的“在相對和平的環(huán)境下，充滿著豪邁精神的邊防歌”（林庚《略談唐詩高潮的一些標志》）。

　　崔顥那些描寫內(nèi)地風光的名篇，同樣散發(fā)濃郁的盛唐時代氣息：

　　起坐魚鳥間，動搖山水影。巖中響自答，溪里言彌靜。（《入若耶溪》）

　　長安道上春可憐，搖風蕩日曲江邊。萬戶樓臺臨渭水，五陵花柳滿秦川。（《渭城少年行》）

　　魚鳥歡悅，花柳豐茸，那撲面而來的春天消息，單純、明麗、蓬勃。再看兩首五律登覽名篇：

　　客行逢雨霽，歇馬上津樓。山勢雄三輔，關(guān)門扼九州。川從陜路去，河繞華陰流。向晚登臨處，風煙萬里愁。（《題潼關(guān)樓》）

　　梁日東陽守，為樓望越中。綠窗明月在，青史古人空。江靜聞山狖，川長數(shù)塞鴻。登臨白日晚，流恨此遺風。（《題沈隱侯八詠樓》）

　　無論新逢潼華形勝，還是憑吊前朝遺跡，詩人的心情都是舒展自信的，各自中間兩聯(lián)，或氣勢壯闊，或韻致悠遠，筆力雄健，境界渾厚，真是“極暢登臨大觀”（唐汝詢語）。

　　由于每句字數(shù)的增加，加上又有格律的限制，七律的創(chuàng)作難度比五律明顯增加。盡管唐代以后七律為創(chuàng)作大宗，真正能達到高水平者卻屈指可數(shù)。杜甫之前，甚至可推崔顥為唐代七律最杰出的作手。其《行經(jīng)華陰》：

　　岧峣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云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guān)險，驛樹西連漢畤平。借問路傍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開篇構(gòu)思奇特，如太華劈空而來，力健勢雄，中間兩聯(lián)的寫景壯闊潤朗，結(jié)聯(lián)著一問句，幽默之中更表達了盛唐文人那種志向闊大，氣定神閑的時代心理，完全不能做“意亦浮淺……自是初唐氣格”（方東樹語）的誤判。而當詩人進一步運以樂府歌行的筆墨，就產(chǎn)生出《黃鶴樓》這篇唐人七律壓卷之作：

　　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xiāng)關(guān)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此詩歷來廣受高評，除了運用“不拘對偶，氣勢雄大”（《瀛奎律髓》）的以古入律之法，給人以特別強烈的飛騰超曠的直觀印象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詩中包含一種高遠開展的盛唐精神。開頭四句以傳說起興，就反映詩人對自己生逢難得盛世的自信自豪。腹聯(lián)“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更通過描寫草木豐榮、晴江萬里的無邊春景，映照出一個安寧富足的全盛時代。崔顥極其鐘愛春光春色，他寫京洛之春、寫邊塞之春、寫巴蜀之春，為了尋賞富春江景，他甚至說“行行泊不可，須及子陵灘”（《發(fā)錦沙村》），而從揭開盛唐序幕的張若虛，到歌唱盛唐之音的賀知章、孟浩然、李白與王維，都鐘情于春天的美好，杜甫生命將盡，還有“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jié)又逢君”（《江南逢李龜年》）的賞春名句。

　　清代劉大櫆（1698—1779）曾有《登黃鶴樓》詩云：“飄零蹤跡來西楚，黃鵠山頭俯大荒。地涌樓臺侵斗極，天輸江漢下荊揚。野花爛漫空千樹，歸雁蕭條忽幾行。老去弟兄皆異域，獨將衰鬢對殘陽。”劉作顯有與崔詩較勝之意，但劉詩整體給人衰暮之感，其中間兩聯(lián)寫景顯然過緊過重，腹聯(lián)更是蕪雜擁擠。劉大櫆身處之“康乾盛世”，經(jīng)濟雖富，但社會整體精神器局已趨收斂沒落。這樣的時代，能孕育充滿感傷的《紅樓夢》，卻無再現(xiàn)崔顥的“倜儻俊發(fā)，翩翩有少年之氣”（蔣寅語）的土壤。“一代有一代之文學”，勉強而為，到底無謂。

　　作者：王樹森（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光明日報》（2024年10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