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相思》是唐人著名的五絕之一,也是文本歧異最多、詩義歧異最大的五絕之一,僅詩題就有《相思》《相思子》《江上贈李龜年》3種。清管世銘的《讀雪山房唐詩序例》,曾將王維“紅豆生南國”、王之渙“楊柳東門樹”、李白“天下傷心處”3詩合贊:“皆直舉胸臆,不假雕鎪,祖帳離筵,聽之惘惘,二十字移情,固至此哉!”由于王維之弟王縉所編王維詩文集未收此詩,所以蜀刻《宋本王摩詰文集》不載。不載的原因,若據(jù)王縉《進王摩詰文集表》所言,應與王維詩文在安史之亂中“十不存一”有關。又由于宋本不載,所以此詩帶有詩題的唐代文本現(xiàn)已無法看到,今人所見最早是唐人筆記中的失題文本。王維《桃源行》詩末云:“自謂經(jīng)過舊不迷,安知峰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青溪幾度到云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處尋。”王維的好友裴迪在《崔九欲往南山,馬上口號與別》中以此詩為“今典”:“歸山深淺去,須盡丘壑美。莫學武陵人,暫游桃源里。”以下分別就《相思》令人迷惑的幾種主要文本和幾個主要問題,進行目前力所能及的深度探察。
唐人記錄的始源文本及其原義
后世流傳不同文本的《相思》,從詩題到詩句,除了末句“此物最相思”始終不變之外,其他均被歷代不同的記錄者、刊刻者按照自己的理解路徑和情感需要,多次修改過,某些修改幾乎面目全非,詩語甚至完全相反。譬如“秋來發(fā)幾枝”和“春來發(fā)幾枝”,又如“勸君休采擷”和“勸君多采擷”,都是兩兩對峙,不可調(diào)和。再如“紅豆”和“紅杏”,完全兩不相關。還有唐人記錄的第3句“贈君多 纈”,“贈君”進入宋代以后,又作“贈公”“愿君”或“勸君”,行為、語氣都不盡相同。尤其是“ 纈”和宋人所改的“采擷”,前者名詞,即彩色絲織品;后者動詞,即采集。除了語音一致,語義完全不同。
唐人范攄《云溪友議》卷中《云中命》載:“明皇幸岷山,百官皆竄辱……唯李龜年奔迫江潭……龜年曾于湘中采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 纈,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朗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馀。征人去日殷勤囑:“歸雁來時數(shù)附書!”’此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歌闋,合座莫不望行幸(成都)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可證“二十字移情”所言不虛。“此詞皆王右丞所制,至今梨園唱焉。”說明“紅豆”一詩雖然不在王縉所編的文集之內(nèi),卻毫無疑義是王維作品,至中唐時仍然在宮廷中演唱。所載和后世主要流傳本迥異之處有三:失題、“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 纈”。
上舉唐代的闕題文本,見于四庫本《云溪友議》,也見于四部叢刊續(xù)編影印明刊本,F(xiàn)代一些整理本,如中華書局2017年版的唐宋史料叢刊《云溪友議校箋》,“贈君多 纈”作“贈君多 擷”,無校記,應該是失校了。因為“ 纈”是彩色花紋絲織品,如《魏書·高陽王雍傳》說“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梁顧野王《玉篇·糸部》云:“ ,五采備。”“纈, 纈也。”說明“ 纈”是專有名詞而“ 擷”不成詞。再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編錄整理的《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云溪友議》,反倒用宋代的版本,將唐代的“ 纈”更改為“采擷”,而且體例不作校記。這就容易使讀者誤以為唐人文本是錯誤的,今人據(jù)以校改的宋代文本是“正確”的。
《云溪友議》的文本是目前所見唐代唯一被記載的文本,但卻是一個不容易準確釋讀的文本。后世諸多文本的文字變異,無不出于讀者和選家誤讀了這一文本的幾個關鍵詞所致。“紅豆生南國”,陳述紅豆生長于南方,直白如話,無需辭費。但是,并非每個讀者都了解紅豆的生長及其特征與功用,這就導致對第二句“秋來發(fā)幾枝”感到陌生:按照植物常識,難道不應該是“春來發(fā)幾枝”嗎?殊不知古漢語的“發(fā)”,對植物而言有兩個指向:草木萌生和花朵開放。前者如人人皆知的發(fā)芽、萌發(fā)。后者如專業(yè)學人可能知曉的“花發(fā)”即花開。唐人李嶠《石淙》有“花發(fā)千巖似畫屏”、任華《寄杜拾遺》有“鶯啼二月三月時,花發(fā)千山萬山里”等等。王維也有類似詩句,如《春園即事》的“間柳發(fā)紅桃”、《憶弟二首》的“故園花自發(fā)”。所以,“秋來發(fā)幾枝”就是“秋來‘開’幾枝”。但這個“開”又不是秋末冬初十月小陽春的“花開”,而是熟透了的相思子豆莢在秋季驕陽下即“秋老虎”期間裂開、炸開。所謂“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即紅豆生長在陽光充沛的南方,秋天到來,枝條上綻開的豆莢露出鮮艷的紅豆,如果不及時采集,紅豆就散落在地上。就筆者所見,歷代選家、注家、評論家,幾乎一律忽略了這個發(fā)字,才會各憑己意改動范攄所記的唐代文本。
關于紅豆,現(xiàn)代注釋家,大都直接援引舊注,沒有采用現(xiàn)代植物學的專業(yè)知識加以審視。百科詞典等釋義又極其簡略,不能解決具體問題。
應予特別關注的是“種子鮮紅色,有光澤……果實南方寺院多用為制作念珠”。再就是此處所引文本是流行本而非唐人所記的文本。“春來發(fā)幾枝”形成兩個指向:春枝“萌發(fā)”和春花“開放”。但紅豆開花的五月花期已是仲夏,遠超春天,只有紅豆莢的成熟在秋季,方才符合“秋來……采擷”的敘事時序。遺憾的是,“秋來……采擷”的文本自洽,只是紅豆在時間中的直線演化,改變了同時也是破壞了唐人所記“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 纈”的文本原態(tài)。筆者結合王維崇奉佛教的文化特性判斷:王維所贈的紅豆,不可能是普普通通的紅豆散粒,而是帶有特殊紀念意義與福佑價值的同時也是王維本人珍視珍藏的佛家念珠。
“贈君多 纈,此物最相思。”二句意為:雖然朋友們贈給您的禮物絕大多數(shù)是高貴華麗的 纈,但只有我贈給你的紅豆念珠最具相思的價值與意義。凸顯紅豆在華麗的人工制品中,具有最樸素、最天然、最真實的相思品質,暗示作者即贈送者最普通的身份和最誠摯的相思。
宋代幾種主要文本的文字異動
計有功《唐詩紀事》(四庫本)卷16“王維”條云:“祿山之亂,李龜年奔于江潭,曾于湘中采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又:‘清風明月苦相思(后略)。’此皆維所制而梨園唱焉。”史料顯然來源于《云溪友議》。相同的是所唱二詩繼續(xù)闕題。異動的是第二首的“朗月”換作“明月”。最關鍵的是第一首的“ 纈”,轉換成了同音的“采擷”,這是《相思》根本性質的文字異化和詩義衰變。但在諸多文本中,卻是最容易讓粗心的校箋家和受眾作囫圇吞棗式欣賞與應用的文字“替身”,所以明清學者沿用較多,成為此詩邁向通俗化大眾化的第一個轉折性顯著標志。缺陷在于“贈君多采擷”,直譯即“贈給您多多采集”,不僅詞語搭配不佳,而且語義扭曲,極不流暢。有鑒于此,此句被改作“愿君多采擷”或“勸君多采擷”,甚至“勸君休采擷”,目的都是為了清除“贈君多采擷”所形成的表達障礙。
阮閱《詩話總龜》前集卷42《樂府門》亦載:“明皇樂工奔泊江潭間,于湘中采訪使筵上唱云:‘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贈公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與《紀事》比較,“君”作“公”,其余一致。這是較《紀事》文本差異最少也最小的文本,也同樣闕題。阮閱與計有功大體同時,都是兩宋之際的著名學者。差異的原因,到底是阮閱所見的《云溪友議》版本作“公”,還是已經(jīng)遺失的唐代其他史料文本作“公”,抑或是阮閱臆改“君”為“公”,目前不可考。
尤袤《全唐詩話》(文物出版社2020年影印清《歷代詩話》叢書本)“王維”條闕題:“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贈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按:中華書局2004年版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全唐詩話》,“贈”作“愿”,即“希望你多多采擷”,其余相同。較之《紀事》,首次出現(xiàn)“春來……愿君……”結構,使“秋來發(fā)幾枝”轉換為大眾讀者可以順暢接受的“春來發(fā)幾枝”,形成通俗化大眾化的第二個顯著標志。
洪邁《萬首唐人絕句》(四庫本)題作《相思》:“紅杏生南國,秋來發(fā)故枝。勸君休采擷,此物最相思。”這是文本差異最大的一種。與范攄所記相比,一是最早題為《相思》,二是“紅豆”作“紅杏”,三是“幾枝”作“故枝”,四是“贈君多采擷”作“勸君休采擷”。這個版本的成功之處,亦即精彩之處,是首次獲得最具影響力的詩題《相思》,同時“勸君”一詞影響廣泛,直至今日。失敗之處的“紅杏”“故枝”“休采擷”,多被后人置之不理。
明清至近現(xiàn)代主要文獻的《相思》文本
明趙宦光、黃習遠編定本《萬首唐人絕句》(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版)題作《相思子》:“紅杏生南國,秋來發(fā)故枝。勸君休采擷,此物最相思。”除了詩題,全同洪邁本。
清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四庫本)題作《相思子》:“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勸君休采擷,此物最相思。”此《選》雖然卷首署“宋洪邁元本,清王士禛編選”。但與同屬庫本的洪邁本《萬首》比較,卻有3點不同:《相思子》、“紅豆”、“春來”。
但是,同是王士禛所選的《唐賢三昧集》,詩題、詩句已作《相思》:“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說明王士禛最后舍棄了源于洪邁本的兩個文本,選擇了《紀事》的文本,僅僅是“愿”與“贈”不同。潘德輿批點《唐賢三昧集》認同此本:“漁洋《唐人萬首絕句選》本,此詩第三句作‘勸君休采擷’,《別裁集》亦然,看似進一步,不知皆淺薄也。”
《全唐詩》王維《相思》:“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故(一作幾)枝。愿(一作贈)君多采擷(一作勸君休采擷),此物最相思。”徐倬據(jù)《全唐詩》編成的《全唐詩錄》卷13刪去夾注,與《全唐詩》完全一致。“發(fā)故枝”即“開在往年的枝條上”:沈約《八詠詩》說“新葉生故枝”、盧照鄰《芳樹》說“開紅滿故枝”。與《萬首》比,《全唐詩》及《全唐詩錄》的詩句,僅將《萬首》的“勸君休采擷”,改作“愿君多采擷”。
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題作《相思子》:“紅豆生南國,春來發(fā)幾枝。愿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接近王士禛的《絕句選》。近人劉永濟《唐人絕句精華》詩題亦作《相思子》,與《別裁》不同處僅僅是“愿”作“勸”。喻守真《唐詩三百首詳析》亦云“題下應有‘子’字。”
蘅塘退士編《唐詩三百首》四藤吟社本題作《相思》,詩句同《紀事》與《別裁》。后世幾乎所有《唐詩三百首》注釋本或改編本,一致沿用《唐詩三百首》的詩題和詩句。
趙殿成《王右丞集箋注》卷15《外編》作《相思》:“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勸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高步瀛《唐宋詩舉要》及今人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修訂本)與《箋注》同。此本優(yōu)長在于除開第3句,全同唐人文本。
綜上所述,王維《相思》的3種詩題出現(xiàn)于宋代,其中《相思》高度概括主題并廣受歡迎與深入人心,另2題無法取代:《相思子》將詩義降格成詠物,《江上贈李龜年》則是對《云溪友議》的誤讀。如果以《云溪友議》的文本為祖本,考察其他文本的文字變異。那么,第1句“紅豆生南國”,又作“紅杏生南國”。第2句“秋來發(fā)幾枝”,又作“春來發(fā)幾枝”“秋來發(fā)故枝”。第3句“贈君多 纈”,又作“贈君多采擷”“贈公多采擷”“愿君多采擷”“勸君多采擷”“勸君休采擷”,在筆者所見的有限文本中,居然多達6種不同的表述。最早的“贈君多 纈”,竟然被“整容”到真容消失。今人多用晚見的“勸君多采擷”,并非唐人所傳的“贈君多 纈”。明人楊慎的《升庵詩話》卷6感慨:“余嘗謂古書重刻一番,差訛一番。一苦于人之妄改,二苦于匠之刀誤。書所以貴舊本,以此。”
王維的“相思”言說與紅豆的“贈”予對象
回顧《云溪友議》的記載,李龜年所唱的兩首詩,每一首都攜帶“相思”:“此物最相思。”“清風朗月苦相思!”次首原文同樣闕題,同樣未見于《宋本王摩詰文集》。說明兩詩王縉編呈唐代宗時并未見到。后人將次首題作《伊州歌》等,請參考陳鐵民《王維集校注》(修訂本)卷4《失題》校語。王維另詩《送沈子福之江東》亦有“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歸”。
王維詩還有另一種不言“相思”的深度相思。如《息夫人》:“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又如《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每逢佳節(jié)倍思親。”再如《送元二使安西》:“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勸君”二句古今激賞,奧秘在于,此時此刻就提前透支了未來與遠方的相思,以未來的相思之情,勸飲眼前的杯中之酒:老友啊,別說不能喝了,再干一杯吧!出了陽關,你在千萬里之外,想和我舉杯對酌,可能嗎?《千家詩》七絕,王維只選1首,就是《送元二使安西》。
回到《相思》,紅豆“贈”予誰人呢?王維有詩直言南國、荊門、荊州!端唾R遂員外外甥》:“南國有歸舟,荊門溯上流。”《寄荊州張丞相》:“所思竟何在?悵望深荊門。舉世無相識,終身思舊恩……目盡南飛雁,何由寄一言?”貶往荊州之人,正是張九齡。張在仕途上有恩于王維,所以王詩說“終身思舊恩”。張是嶺南韶州人,天然的南國身份。張到荊州后,選擇橘樹抒發(fā)《感遇》:“江南有丹橘,經(jīng)冬猶綠林。豈伊地氣暖?自有歲寒心。”靈感來自屈原《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紅豆生南國”,正是源于橘樹“生南國”,以屈喻張。
宋沈樞撰《通鑒總類》卷1《明皇思張九齡風度》云:“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終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否?’”張九齡曾告誡唐玄宗說安祿山必反,明皇不納,李林甫加速迫害,張謫往荊州,數(shù)年后歸鄉(xiāng)病故。李龜年在祿山已反、明皇逃亡成都之時,望西演唱王維想念張九齡的《相思》和“清風朗月苦相思”,內(nèi)心苦痛而暈厥!对娫捒傹敗返“贈公多采擷”也可作間接證據(jù),因為張九齡曾被封為“始興公”。杜甫《八哀詩》亦稱“張公九齡”。王維早年有《獻始興公》求助并稱美張九齡:“側聞大君子,安問黨與讎。所不賣公器,動為蒼生謀。賤子跪自陳:可為帳下不(fōu,甫鳩切)?感激有公議,曲私非所求。”所以,《相思》的唐代文本:“紅豆生南國,秋來發(fā)幾枝。贈君多 纈,此物最相思。”“贈君”即“贈予大君子”。是王維在秋雁南飛時“贈”給荊州的張九齡,有思念南國君子、求佛助佑的雙重寄寓。
《光明日報》(2024年08月12日 13版)